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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的一封信和我的两首诗

王一桃 发表于 2019-03-22 点击:[ ]

这是茅盾先生一九七四年间给还在广西民族学院中文系任教的我作复的一封信(略)。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末期,针对江青的“革命样板戏”和“国务院文化组”“三突出”创作原则所产生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我写了一篇文艺随笔,在《广西日报》副刊发表。随后收入《根深叶茂花更红》一书中。不久,全国批“文艺黑线回潮”,我这篇《不要硬搬和模仿》即被批判。九月二十二日我致函还在“文化部留守处”的茅盾先生,随函附寄这本《根深叶茂花更红》。没想到仅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他就给我回信,而更为难得的是在“目疾加剧”、“信件倒也不少”的情况下给我作复。我的这封信被他视作“紧要”,借着每天清晨阳光好能看书作字的一小时这十分珍贵的时刻及时回复,而且还反复致歉和祈求谅鉴——这怎不令人深受感动以至感激涕零呢!

茅盾先生这封短简,主要内容在于看了我那篇《不要硬搬和模仿》文艺随笔的题目,第一个印象“是切中时弊”,接着听了由他孙儿读给他听的全文,从内心发出“我不能赞一辞”的感慨;再就是在“四人帮”猖獗横行之际仍对真正的人民文学艺术事业充满信心,祝我的“工作胜利成功”。正是由于这三点,使他将此事视作“紧要”而非及时处理不可。

收到茅盾先生此函后,我曾给原来担任广西民族学院副院长、“文革”中受冲击靠边站的袁似瑶先生过目,当时对方的反应是: 难能可贵,要好好珍藏,历史将证明一切。想不到在我走投无路的境况下,竟会得到两位前辈的支持和鼓舞! 这是我这一辈子永远难忘的。虽然他们当年的处境也和我一样,对我的文章都“不能赞一辞”,因为手中的笔都被“四人帮”夺去了。但他们仍忠于良心,不畏强暴,敢于直言。正是由于他们这种精神鼓舞,我才能在黎明前的黑暗中挣扎求存,一直奋斗到天明。我这一生有幸拜见茅盾先生。一次是在“十年浩劫”期间,一次是在“四人帮”被粉碎之后。悲喜交集之际,我写了一首《赠茅盾》:

从夏的酷热跌入秋的悲凉

在一片萧飒里我探访了你

握着你一手彻骨的寒冰

即使是闹蝉也会冷噤颤栗

从冬的肃杀融入春的和煦

在一片温馨中我重访了你

跳进你两汪奔腾的春水

久蛰的我终于洗掉了余悸

这首诗,后来收入香港版《诗的纪念册》中,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的《香港诗人王一桃选集》也收集进去了。

此后,经茅盾先生公子韦韬先生提议,中国茅盾研究会特别邀请我到浙江桐乡茅盾故居出席“纪念茅盾逝世二十周年暨第七届茅盾研究(国际) 学术研会”。我在会上除了宣读《茅盾和香港两次文艺高潮》的论文外,还应邀在闭幕式上作了《面对茅盾:我所想讲的话》的最后发言。衷心感谢来自海内外一百多位专家学者向我报以热烈的掌声!返港后,掌声犹在耳边回荡。沿着茅盾先生当年在香港留下的足迹,我浮想联翩,一首赞美诗又飞出唇:

暂别故国断垣残壁腥风血雨
眼帘却闪灯红酒绿醉生梦死
爵士乐奏罢又来一曲桃花江
有谁仍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剪断警报,甩开盯梢,闯过关卡
只为将这《文艺阵地》转移干此
要让香江和珠江长江一同怒吼
要化诗文为抗敌的炸弹和旗帜

有人一提香港文学就闭口不谈鲁迅和茅盾,甚至矢口否认香港文学是整个中国文学的一部分,我这首诗的意思不说自明。是谁改变了“醉生梦死”的局面,而让香江于国难当头“和珠江长江一同怒吼”?——历史,不是充分证明了这一切了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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